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阿苏小说网 > 综合其它 > 人在欧洲  作者:龙应台 书号:42958  时间:2017/10/28  字数:10639 
上一章   发现台湾发现我    下一章 ( → )
1

  怎么办?

  把弹簧垫掀起来。就找到了毛病。这是一张巨大的,中间支撑的梁木断了,斜在地毯上。没有客人的时候,孩子们把这张客房里的当作体垫,木梁都给蹦断了。垫倾斜,客人得像壁虎一样努力贴着面,才不致于滑下来。

  怎么办?

  华德和我分别站在断梁的两边,打量那须须的断裂处。半晌,我说:"不难!拿一叠杂志来垫在下面就可以。"

  他惊奇地看着我,似乎听见了什么荒唐的笑话,说:"我在想…测量木梁和地板的距离,我需要量尺;断的地方要用两个木桩支持,我需要电锯和六公分乘六公分的本头,连接木桩和大梁嘛,得用上五公分长的螺丝钉,还有专门修补木制品用的强力胶…"

  我惊奇地看他一眼,觉得好笑:"那不是很费时间吗?一叠旧书一样可以撑着,我们唯一要决定的,是该用你的经济学月刊还是我的文学杂志,对不对?"

  "可是…"他搔搔头,似乎作梦也没想到世上有这种解决问题的办法,"可是可是…那样还是坏的;并没有修,不多久又会塌下去,不结实…"

  我到储藏间去找旧杂志,真多呀,《小说世界》、《纽约书评》、《欧洲事务》、《明镜周刊》、《文学月刊》…当我抱着沉沉的一叠杂志回到边时,他正勾身跪在地上,手里拿着尺,脚边摆列着电锯、木块、螺丝钉、强力胶、我叫不出名字的什么工具…还有,清理善后用的尘器。

  夫同甘共苦嘛,他趴在地上修,我就坐在地上翻读杂志。当他把修好了的时候,我也翻完了最后一本。他用手臂已经复原了又可以用上一百年的梁,满意于它的坚,一边收拾工具一边笑着说:

  "你。是个台湾的孩子。"

  我也笑了,对,我是一个台湾的孩子。

  在我的文化里,我可不是唯一用杂志修的人。要听证据吗?在台湾一个杜鹃花夹道的大学校园里,一位来自苏格兰的客座教授曾经对我说:

  "中国人可爱极了!我跟总务处说宿舍里的断了一只腿,不能睡人了,拜托赶紧修理——当天晚上就来了个工友,带了四个砖头…"他纵声大笑。

  我一点也不觉得好笑;砖头和杂志,都是解决人生困境的权宜之计。奇怪的毋宁是,为什么这些西方人不偏好方便的权宜之计?

  2

  住在台北的时候.有个邻居要搬家。不远,不过从城南迁到城北,但毕竟也是一家四口,从布三轮车到针线纽扣笔筒打字机碗盘瓢匙,那打包的工夫可够瞧的。说是卡车要来的那天早上,我踱过去,想在混乱中或可帮点忙。没想到,光腿的孩子在地上打滚,片还在柜子里,针线纽扣还在抽屉里,打字机还在书桌上…"'

  "怎么?"我问,"卡车今天不来?"

  "来呀:"主人正就着水槽洗碗,"马上到。"

  "那…"我望着那一屋子的琳琅目,着实困惑,"东西不打包?"

  "无所谓啦!"主人说,"路程短短。"

  在我的搬家经验里——那自然是在美国,不管远近,搬家前的打包要好几天的工夫;想想看,每一只玻璃杯,每一只碗,每一个磁盘陶钵,都得用几层纸密密包裹,然后一一装箱,一个厨房就要花上一天的时间。即使是搬家公司的彪形大汉,也要好几个钟头。

  卡车来了。几个年轻小伙子冲进门来,和主人一家大小同心协力地动员起来。我懂了:抽屉,装了针线纽扣回纹针橡皮圈口香糖原子笔,就这么原封不动地摆上卡车;打字机,裹上一圈毯,就在衣柜脚下;锅盘碗筷搁进小宝贝的塑胶澡盆里,盖上一条太空被。

  那琳琅目一屋子的东西竟然全进了卡车。主人愉快地向我挥手。卡车起动时,那抽屉里的、衣橱里的、澡盆里的,所有的东西都开始滚动摇晃,发出哐当哗啦的巨响。

  那哐当哗啦的巨响,——卡车的滚动摇晃,竟然像一个熟悉的梦境。我怎么会忘记了呢?十四岁那年,我们的卡车不也这么哐当哗啦地从苑里驶进茄定?十一岁那年,我不也帮着母亲把碗盘到澡盆里,然后随着卡车摇晃滚动地从高雄驶进苗栗?八岁那年,不也曾挤在卡车司机旁哐当哗啦地从高雄城东搬到城西?五岁那年,母亲用一老旧发黄的蚊帐把我裹起来,在卡车一角,从新竹睡到高雄,不记得那哐当哗啦的巨响。三岁那年…

  到了,总是有破盘破碗的。无所谓啦,丢了就是。反正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,值钱的,都留在大陆老家啦!哼,那些个博物馆搁在玻璃柜里面展览的碗啊盘啊,当宝贝似的,在老家是放在墙喂猫狗的,不当一回事。母亲骄傲地说。

  在唐宋的盛世,中国人搬家是不是也这么"无所谓"地哐当哗啦呢?西方人搬家又为什么那么小题大作放不开呢?

  3

  三月,德国大学放寒假,是我每年返回台湾的时候。下了好几天细雨,终于放了晴,二哥说:"走,到复兴乡去看看工地!"母亲接口,"咦,不是说大汉溪修桥,过不去吗?"二哥笑笑,"总有办法的!"

  我们就钻进了他的进口自排福特车,沿着大汉溪边的公路走。我说:"桥要真封了,过不去的话怎么办?"二哥笑笑,"总是有办法的!"

  在离桥两百公尺的地方,竖着一个牌子:"施工中,桥梁暂时封闭"。远远看着桥,七七八八的工程建材堵着桥口,确实是不通了。

  "为什么施工单位要等到距桥两百公尺才肯立一个牌子?他们难道不能在二十公里之外的交通要道警告人家?"我忿忿不平。从桃园到这里,我们已经开了近一小时的车。二哥笑笑:"总是有办法的。"

  前头一辆车,在牌子后边消失了。我们紧跟着过去,原来,就在那宣告"封闭"的牌子后边,一条新路已经被了出来。

  没人跟我一样,看着牌子生气;他们只是站在牌子下四周眺望一阵,毫不犹疑地开向溪底,闯出一条路来。

  极宽阔的河,中间只有一湾窄窄的溪水,怪手在上游隆隆作响,不停地挖掘。河地崎岖不平,福特车身又低,底盘不断撞上突起的泥地,令我全身起皮疙瘩。经过积水的泥潭,泥水溅得车窗一片糊烂。我不时地咒骂二哥;这种车不是开这种路的,陷进烂泥里怎么办,四十多岁的人怎么还做这种不经考虑的事…

  他只是笑:"路是人走出来的,而且,要死也不只我们一个。"

  真的,身后有一长列车队,全是小汽车,天哪,这些人都信仰"路是人走出来的"吗?

  一个比池塘还大的泥坑横在眼前。不知是哪个气度恢宏的开拓者已经在大泥坑上搁下两条窄窄的木板,宽度刚好够汽车的轮胎险险地辗过。

  前面那辆小红车里钻出了个人。走到泥坑那头,开始指挥。小红车战战兢兢地,滚上木条,凌空了,一寸一寸地往前移动。车队里的人全钻了出来.站在泥泞的河上,兴高采烈地看着热闹。小红车后轮着地的时刻.观众给予热烈掌声,竟是一片同仇敌忾的欢喜。

  颠颠簸簸,翻山越岭似的,车队在河上折腾地匍匐前行。过桥只需要三分钟的路程,现在用上了一小时,终于到了彼岸。

  二哥得意了,"你看。"他说,"路是人走出来的,没错吧!"

  我独自目瞪口呆地往后望着:河上的车队,一只一只泥似的,歪歪斜斜地爬过来。

  4

  我决定自己开车。

  在德国,赶路的时候,我可以开一百八十公里的时速,但一直没有勇气在台湾开车。怕。连爬带滚地行过大汉溪之后,我想,嘿,我也是个台湾的孩子,咱们一块混混吧!

  所以就上了路,是个桃园的夜晚。华灯初上,一片动闪烁的繁华热闹。行驶在灯红酒绿的市区中,困扰我的,竟然不是那拥挤的人群,也不是那窜来窜去不可捉摸的摩托车,而是,说出来你或许觉得可笑——我老是找不到红绿灯!沿街矗立着一个比一个大的招牌,招牌上闪着千奇百怪的霓虹灯:皇宫KTV的灯滴溜滴溜地绕着打转,春风理发厅的灯魔幻似地旋转又旋转,蓝宝石舞厅、全家福海鲜馆、大时代咖啡厅、梦宝馆…简直是一片绚丽的灯海。在这样一片漩涡似的刺极强的五光十的灯海中,我的眼睛忙不过来;红绿灯在哪里?

  前面有一个什么警灯在闪烁,让我习惯地紧张起来——是修路?警车?救护车?消防车?要不要让路?寻找灯的来处…天哪,是"真坏戒"槟榔摊!为了在绚烂的灯海中更绚烂,卖槟榔的人在摊子上装了闪烁旋转的警灯。

  每段街都有个槟榔摊,每个槟榔摊上都闪着荒谬的警灯。我一感觉到警灯的闪烁就下意识地紧张戒备,然后又安慰自己这只不过是"其坏戒"槟榔。带着这种牙疼似的内部搐,上了高速公路。

  高速公路,另有一番文化。我早有准备。切入超车、不断蛇行换线道、大卡车大巴士占用快车道、计程车尾追不舍…没有什么了不起。我开得很稳、很快乐,在家的感觉真好,啊,我爱嘈杂的丑陋的台湾,听听莫扎特吧,反正车速慢了下来,前面显然开始堵,莫扎特的长笛像空中掠乌拉出的弧线,流利优美。

  然后,我睁大着眼睛,不相信这样的事会发生:路肩,有人开上了路肩,路肩超车。一辆,一辆,又一辆,毫不犹疑地,在路肩上奔驰。

  两眼发直,我听见自己发出长长一声"啊——";是惊骇,或竟也是赞叹。如果路肩都能走,朋友,这世界还有什么不能走的路、不能做的事?我输给你,台湾的孩子。

  5

  坐在福华的中庭咖啡座里,听出版的朋友说文学的书如何如何地没有人买。"社会多元的意思,"他说,"就是说.没有人愿意连续地坐上两小时看一本让脑子累一点的书。"

  "别难过,"我安慰他,"你看那边橱窗里那个东西,也一样没人买。"

  那是一把意大利进口的雨伞,标价两万元。

  "哈,"他轻蔑地笑起来."那个东西,有人买!"

  咖啡座上坐着化妆明、穿着入时的女人,叠起玻璃丝袜的腿,优雅地啜着咖啡。好几个穿白衬衫、深西的男人对着手里的大哥大说话。其中一个,竟然是些许年不见的大学同学。

  "还在高中教历史吗?"我问。

  "不教了,没前途。"他说,把大哥大稔地袋里,"现在搞营造,包工建桥开路之类的。"

  "营造?"我惊讶,记得他当年穿着长袍马褂,在讲台上表演相声的样子,"你学过营造?"

  "没有。"他摇头,然后解释,"就好像学游泳,先下水,搞了自然就会。我也没什么资金,先是搞股票赚了点横财,就投资营造。在台湾嘛,反正就是有"一分钱,做八分投资,讲十分的话…"

  "冒险嘛!"他笑着,带着点自我嘲的味道。

  大哥大哔哔响起。

  6

  有人按铃。又是个穿绿制服的德国警察。又怎么了?我没好气地瞪着他。

  这一回,是因为我停在车库门前的车,车尾突出。"侵占"了人行道大约十公分的空间,妨碍行人过路。

  "请您将车子驶进车库,或着停到路边去。"他面无表情地说。

  我用最毒的眼神看着他——老兄,这人行道起码有一百廿公分宽,再蠢的胖子也过得去。你停下巡逻车来干涉我,只不过因为这十公分的"序"触犯了你尊祟秩序的原则和习惯。

  你是一个秩序和原则的动物。

  我忿忿地盯着他,然后,很勇敢地——把车移走。

  我能说什么?十公分是侵占,一公分也是侵占。

  澳洲来的伊兰在电话上絮絮不休:"院子里那株松树掉针掉得厉害,扫不胜扫。又遮了阳光。我们打算明天把它砍了…"

  "不行不行,"我急急打断,"在这个国家里,砍树要先申请,尤其是老树大树,不能说砍就砍的。"

  "可是,这树是在我们自家院子里——"

  "自家院子里的树你也没有自由说砍就砍,树,是国家人民共同的财产,懂吧?"

  "啊,"伊兰在那头说,"咱们澳洲也有这个法那个法的,可是没人太认真——"

  "那是因为你们澳洲人,"我笑了,"是犯人的后裔呀…"

  伊兰显然一点儿也不觉得好笑,很认真地说,对,来德国半年,使她深刻体认到澳洲人无法无天的个性,十足罪犯的坏胚。然后我们彼此唱和地抱怨:是啊,德国是那么一个不自由的国家,人民没有序、违法的权利,简直令人苦闷极了。

  7

  电话又响起来,这回,是婆婆:"考虑半天,这个周末不能去看你们,准备时间不够…"

  可是,现在才星期三呀,只不过是两个小时的车程,带支牙刷来不就完了吗?

  "不成呀,我的花要找人浇。玫瑰正要剪枝,干洗店的衣服要取回来,清洁妇星期四要来…"

  又来了。老人家简直像加了热的年糕,黏糊糊紧紧粘着锅底,很难把他们从家扯开。

  "我们年纪大了,总是慢嘛。"她说。

  我熟悉另一对老人家,年纪也大了,却具有后备军人枕戈待旦的弹,随时待命开拔。那是我的中国父母。

  有一次,我从台北打电话到合南,请七十来岁的父亲得空时北上一趟,处理一点小事。搁下电话,几个小时之后,门铃响,父亲出现在门口,手里拎着行李——一只皱巴巴的塑胶袋,看起来包过青菜包过旧鞋而现在里头装着一套换洗的内衣、一支牙刷、一本书。他很高兴地望着我笑。

  又过了几年,但我知道,若是我现在拔个电话回台湾,请父母搭下一班飞机来德国,他们会毫不犹豫地立即动身。真正需要的时候,他们只要拎起一支牙刷就可以到天涯海角;真正需要的时候,没有牙刷也能走。

  为什么呢?为什么我的德国父母非有万全的准备不贸然行动,而我的中国父母,在四十年的安定岁月之后(四十年的人生,不能算短吧?!),仍旧能适应万变、说走就走,像个一无所有、无牵无挂的"罗汉脚"?

  8

  台湾人的个性中有一种惊人的弹

  用杂志和砖头修理木的权宜之计,是一种弹。"将就点吧!"我们常说。"过得去就好!"我们常听说。把滚动晃动的抽屉摆上卡车哐当哗啦地搬家,是一种弹。"没关系啦!"是我们的口头禅,"请裁请裁啦:"是最友好的用辞。抓起一支牙刷就可以迹天涯,是一种弹。"四海为家嘛!"大家彼此安慰,拍拍各自的肩膀。

  这种弹像水,碰到山就往谷底下去;也像草,砥到石砖就从里钻出来。街市灯海太令人眼光缭了吗?槟榔小贩就装置更刺人耳目的警用灯。高速公路上堵车了吗?路肩就成为康庄大道。"此路不通"的牌子挂了出来?且慢,咱们给他开出一条路来。

  大汉溪河上那条蜿蜿蜒蜒、崎岖不平的泥路,那大泥坑上两道单薄的木条——究竟是台湾孩子的缺点还是他的成就?我的意思是说,你要谴责他的违法序,还是赞美他的勇于闯、不怕阻挠?

  9

  这是个森林里的小木屋,我们坐在火焰熊熊的壁炉边看书。他在读一篇报导:从前东德公安部的秘密忠诚资料现在在太阳下摊开,好像你突然翻开一个久置苔上的石块,处的恶形恶状的爬虫全现了出来。德国举国上下在追讨从前为秘密警察工作的线民…用尔曼人一贯的楔而不舍的精准,面对自己不愉快的过去。

  我在读"天下"出版的《发现台湾》已经是第二遍了。

  不瞒你,我没读过台湾史。

  台湾的孩子没读过台湾史?正是。我读过中国历史、英国历史、美国历史、德国历史、犹太人的历史、吉普赛人的历史…可是,我不曾读过台湾史(其实不必对你觉得羞愧,因为我想你八成也没读过);我们一直不太把台湾当一回事。

  读《发现台湾》的感想,就好像,这台湾的孩子我已经认识了一辈子的时间,却第一次看见属于他的照片簿。簿子里有发黄的照片,照片下面有母亲的手迹,写着孩子胎记的颜色、第一次摔破头的地方、上学时走过的路、第一篇作文…对着照片本子我轻声"啊"了出来,"对,他就是这一副德,原来如此——"

  黯黄的照片再度提醒我:台湾是一个移民社会。三百年前在狂风巨中跟路上岸的是移民,四十年前从拥挤不堪的军舰上仓皇入港的,是移民,也是难民。对移民,这海岛是个供人开发掠夺的地方;对难民,这是一个暂时歇脚的地方。移民的开发心态,使原本樟木产量举世无双的台湾今天看不见几株樟树;难民的苟且心态,使人口早超出五百万的大台北到九十年代还没有一个畅的捷运系统。

  是因为,当初来的时候,草莽初辟,搭个竹篷就得睡一家大小,所以养成了用砖块和杂志修的习惯吧。(华德指着修好的说:"这还可以用上一百年!"我说:"谁管一百年以后的事?")是因为,唐陶宋瓷都在"老家",所以不在乎哐当哗啦地搬家,摔破几个大同磁碗吧。难道不是因为,当年从湖南流离到浙江,从浙江颠沛到海南,从海南亡命到台湾,身上唯一的财产是临行密密相的一只布鞋。难道不是因为那流离颠沛的命运,所以我年迈的中国父母到今天还保留了适应飘泊的自卫本能?你可以赞美他们的弹,但是知晓他们的弹来自哪里,令我神伤。

  移民,自然也是拓荒者。拓荒者的人生课题不在礼法的传承维系.那是旧社会的规则。在瘴疠丛生的新世界里,重要的是如何闯出路来。对大自然的险恶,用柴刀和臂力去闯;对政治势力的险恶,用机智和狡狯去绕。荷兰人、郑成功、清政府、日本天皇、国民,各有各的统治方式,统治方式就是所谓"法"。对于拓荒者,守不守"法"只是末节,达不达到生存目的才是主题。法无碍于目的就容忍它,法有碍于目的就绕过它。

  这并不稀奇。澳洲人也有这个个性,早期的美国人更是。你也记得吗?西部片里的英雄,可多半不是那呆头呆脑的警长,而往往是那一在手、恩怨自决、单骑闯天下的好汉。从法治的眼光看,咱们的廖添丁可是个该受管训的甲级氓。

  法,对于台湾移民的孩子,就像大汉溪边伫立的"此桥不通"的木牌,绕过它!路是人走出来的。只要达到目的,没有人在乎河地通车严重的破坏环境,没有人在乎路肩超车会肇成最致命的车祸,没有人在乎槟榔摊上真的警用灯威胁了真正警灯的作用…

  那个不能容忍我十公分"侵占"的德国警察会觉得台湾人这种对法和秩序的蔑视是骇人听闻,匪夷所思;来欧的朋友也摇头:你不知道,台湾的序实在令人难以忍受,太了,太了!

  我怎么会不知道?你忘了《野火集》是谁写的。可是,不管你喜不喜欢,台湾人这种山不转路转的伸缩,这种蔑视成规的草莽性格,这种只认目标不讲原则的"闯"劲,难道不也正是它今天经济成就的种子吗?将小汽车开进泥泞的河、开过泥坑,是序也是不畏艰辛;随随便便地搬家,是邋遢也是灵活;用杂志和砖块修,是短见也是聪明;用一分钱,作八分投资、讲十分话,是轻率也是勇于冒险。台湾的外贸奇迹,不就是无数个提着○○七小提箱的台湾孩子用他那灵活、聪明、不畏艰辛、勇于冒险的移民个性"闯"出来的吗?

  10

  不要轻视台湾的钱。钱并不肮脏,它催化了人对自由的渴求,也给人带来自信,有了自信就有自尊。在夏日明媚的欧洲街头,你常看见台湾出来的青年,背上背着帆布袋,手里拿着地图,表情轻松,昂首阔步。

  那种轻松,使你想起吴浊在一九四七年所憧憬的台湾"乌托邦":"…做任何事都不会受人监视;走什么地方都不会受警察责备。写任何文章都不会被止出售;攻击谁都不会遭暗算;耸耸肩走路也没有人会说坏话…这样努力建设身心宽裕而自由的台湾…"

  历史上最"身习宽裕而自由"的台湾,恐怕就是你我眼前的台湾了。尤其是当你想到,这昂首阔步的一群,都不必是什么高干子弟、权贵之后,只是最寻常的百姓,你知道移民的离乡背井、颠沛流离,都有了令人欣慰的成果。

  可是,为什么来到欧洲的台湾朋友怎么那么不快乐呢?

  住在德国的我,哎,想死了台湾的纸醉金,热闹繁华。来德国小住的台湾朋友,却又羡慕我的宁静。

  这里实在宁静。

  一个无事的下午,你可以坐在客厅里听风走过屋瓦、穿过松树的声音。到草原上走走,若是夏季,白色的玛格丽特开得如痴如醉;若是秋季,苹果就"噗"的一声掉在你眼前小路上,捡起来就可以啃。小镇的路铺着青青石板,沿街的老屋门檐上还刻着年代:一五一七,明朝的;一三○八,啊,元朝的;一○八七,哇,宋朝建的…窗台上摆着一列鲜红滴的海棠。

  转角有栋老屋正在整修。二楼凌空架着,一楼打空了。一个白发老师傅正在敲敲捶捶的。这房子有四百多年啦,他说,不能拆,就是能拆,主人也不舍得呀!可是里头设备想现代化,他擦擦眉毛上的汗,所以得把外壳架空了,只里头翻新。怕损坏老结构,所以所有机器都用不上了,全得靠手…

  那岂不贵极了?

  是啊!老师傅点头,要贵上好几倍呢!可是国家有补助,历史嘛,不能丢哇!

  老师傅拾起锤子,叮叮敲起来。声音轻脆地回响在安静的石板街上。

  朋友坐在客厅地毯中央。午末的阳光投进来,他闭眼仰脸对着太阳,就这样久久坐着,一直到阳光完全没入松影。他轻声喟叹。

  我感觉到台湾人对宁静的近乎痛苦的渴求。

  11

  不,我指的不仅只是空间环境的宁静;在宁静的空间环境背后有一种源自内在生活秩序的心灵的宁静。有的民族,因为知道什么在先,什么在后,心里有一种笃定。

  在海德堡大学开的当代台湾文学课里,学生问:写童年的作者特别多.似乎台湾作家特别怀旧?

  失去的,当然分外眷恋。台湾的作家是永远地失去了他们的过去。怀想大陆的,发现四十年睽隔的家乡面目全非,不如不见。着眼台湾的——你我之中有多少人还有一条童年的街让他回头?哪里是余光中的厦门街?哪里是白先勇和周梦蝶的明星咖啡?隐地的西门町变成了什么样子?袁琼琼的眷区还在吗?淡水最后的列车开到了哪里?

  你若是个德国作家,那么很可能你出生的那栋老房子还在,大的玫瑰依旧攀墙而上。那条街还铺着石板,转角处的农舍老传出干草和牛粪的气息,你每次兴起回老街,都会看见和你同上小学的大傻个儿正在院子里耙草。你曾经放纸船的水沟还在那里,两个穿短的小男孩,正勾着身玩纸船。

  那条街,包括它的颜色和气味,一直在那里,所以你不必渴求。你知道,在人生的大中翻滚沉浮、疲倦彷徨的时候,有那么一条街让你回头看看:它像一面晶亮的镜子照着你最原始的来处。如果你来时颓丧堕落,它使你振作;如果你来时飞扬跋扈,它使你谦和沉潜。

  是对这条街的了解,使你能把过去和此刻衔接起来。因为有着对历史的记忆,所以你能诠释现在,面对未来。知道从何处来,然后知道往何处去——过去、现在、未来之间有所传承,就是生活的秩序。体认了这个秩序,所以笃定,所以宁静。

  灵活、聪明、不畏艰辛,勇于冒险的台湾孩子,蔑视法规、不讲原则、苟且短视的台湾孩子,在闯四百年之后,走到了一个最困难的关口:他想追求笃定和宁静,一个和他原始个性背道而驰的理想。解萍,追求的深扎。

  很困难,因为这一切,他不能够绕着走。

  12

  保姆到书房来说,楼下的马桶护圈坏了,老掉下来。

  让我想想,或许书桌上这半卷透明胶带可以把它给黏回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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