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阿苏小说网 > 综合其它 > 蒋介石评传  作者:李敖 书号:43598  时间:2017/11/7  字数:5625 
上一章   第四节 下野为晋身之本    下一章 ( → )
宁汉分裂,蒋介石无疑是“罪魁祸首”因实由其一手主导,双方剑拔弩张,大有短兵相接之势,幸北洋军阀未除,孙传芳残部与直鲁军主力犹在,意图卷土重来,若宁汉阋墙火并,势必同归于尽。于是双方因情势所,各自北伐,同仇敌忾,将内斗暂时搁置。宁方北伐由何应钦、白崇禧、李宗仁分三路于一九二七年五月向陇海路进,连战皆捷,六月二克复徐州。约略同时,武汉北伐之师由唐生智、张发奎指挥,亦抵达陇海一线,进驻郑州。冯玉祥则由潼关攻占洛迫奉军北撤,促使山西阎锡山响应。此情此势,原可齐心协力,直捣燕京,卒因宁汉分裂“”痛未消,各自为政,难以一致,最后各自班师。

  武汉方面最初由于蒋之反共而联共,然而由于共产组织的群众运动如火如荼,国共间的利益冲突,亦在所难免,而适于此时,共产国际通过《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》,强调土地革命,动员中共实行土地革命,筹建红色武力。共产国际代表罗易(Roy)并将决议副本送卫主席,汪感到有违一九二三年孙越宣言,共有取而代之之意,遂决定“分共”解除鲍罗廷职务,且于六月六率团北上,与冯玉祥会晤于郑州,商议“分共”反蒋事宜后,再班师回汉,南下防共,以及部署东征,可见武汉国府于“分共”之后,仍要以武力制裁南京伪府,声讨叛徒蒋介石的。

  然而蒋介石却釜底薪,于六月十七面晤冯玉祥于徐州,盛宴款待,结为金兰,并大加利,于六月二十一上午十时打电话给冯玉祥“请派兵直捣武汉”为冯所拒。(见《冯玉祥记》第二册,页三三七)冯力主宁汉调停,并电武汉促使宁汉合(见《致武汉汪谭等电》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一),以完成北伐大业。冯玉祥的态度至少也不助武汉东征,多少于蒋有利,而蒋仍回师西攻,解决武汉,只因李宗仁反对,坚持北伐而作罢。(参阅《李宗仁回忆录》,页三一五)不过宁方虽不西攻,汉方仍东征,虽因分共延误,精锐确实已向下游移动,蒋介石遂召回李、白鲁南之师。直鲁军乃乘机南扑,于七月二十四攻陷徐州重镇,南京震动,蒋介石乃亲自出马指挥,反攻徐州,并于出发前的纪念周上,声称不打下徐州不回南京。二十五专程北上,亲率五军两师,会同白崇禧部,与直鲁军战于淮河、徐蚌之间,蒋以统帅亲至前线,竟被敌人之深入以至中伏,使全线溃败,敌军乘胜追击,大败亏输,狼狈不堪,于八月六仓皇返宁。如此惨败,羞愤可知,更何况誓言在耳,实难以下台,竟杀前敌总指挥王天培以愤遮羞。

  蒋介石原想一举夺回徐州,歼灭孙传芳残部,然后解决武汉。不意徐州未得,却败北如是,幸白崇禧阵有方、指挥若定,得免全军覆没,然敌炮已临浦口,隔江可闻,颜面何存?而武汉东征之师已沿江而下,步步进,可谓左右受敌、内外攻,实非引退不足以藏败绩之、非下野不足以消武汉之怒。武汉国府主席汪卫早于七月二十三便公开宣称蒋介石“是国唯一的敌人、是国民革命军唯一的敌人、是国民唯一的敌人”!(汪撰《中国国民告国民革命将士书》,载《民国报》)武汉既已分共,倒蒋非因其反共,乃因其违纪,此亦蒋自知在兵败之余,非下台不可的原因。

  蒋介石自徐州败归之时,即告李宗仁其下台已不可免,并以军事相托,故引退绝非猝然。“辞职宣言”由陈布雷起草,到八月十三于蒋离宁后才见诸报端,其间两个月,尚须做复出的准备工作以及修改文稿等等。这篇宣言无疑经陈布雷精心包装过,我们必须拆开来看,以见真相。蒋介石首先说:

  中正自薰沐总理之教训,即以二义自矢:一、认高于一切,在的利益之下,员个人绝无呈主观、用感情、计利害之余地。二、认捍卫基为员最大之天职。苟有逞智巧,违,篡夺吾基础、剽易吾主义,使吾名存而实亡者,必竭全力以铲除之(《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》第三十卷,页五十二,另参阅《国闻周报》第四卷第三十三期)

  他必须下台,即因自南昌以来,以个人之“主观”、“感情”“利害”抗命中央,甚至别立中央。武汉中央呼吁“恢复权”即针对他而来。他原想以武力解决武汉中央,无奈兵败,两面受敌,只好引退以解困,而竟以“认高于一切”为说词,显然以“黑白讲”来混淆视听。至于他于宣言中护的振振之词,从他后一再“铲除”异己视之,直把个人的权力基础与“吾基础”画等号,以责成员为他个人效忠,已藏其机。

  他于八月十四在上海发布的“辞职宣言”中又说:“昔日以之命令不能不进者,今若认中正一退,可解纠纷,中正固无时无刻或忘归隐也…今既咎戾集于一身,即应自劾而归去,解除职权,以谢天下。”(同上,页五十二、五十七)此话才透一点天机,已不是假设的要他退。

  李宗仁于蒋下野后赴庐山与汉方会晤,始知唐生智乃挥师下芜湖,实如吴稚晖所说:“照唐生智那种气势汹汹,我们两面受敌不了,蒋先生暂时歇一歇也好。”(李云汉《从容共到清》,页七六二)因蒋之“歇一歇”汉方才肯派孙科与谭延为代表与李宗仁返宁议和,益知蒋在当时情况下,是非下台不可的。李亦因而体会到蒋下野这着棋下得高明,因一下野即失武汉东征的借口(参阅《李宗仁回忆录》,页三二五至三二七),至少可为缓兵之计。李宗仁在回忆录中还提到,蒋故意散布桂系“宫”的谣言,后来无论正史野史竟多以此谣言之成理而信之。李曾要蒋辟谣,蒋笑而不予理会,李怀疑蒋借此打击桂系。(见《李宗仁回忆录》,页三二○至三二一)其实“宫”之流言,无非想把蒋说成是一“受害者”而混淆了他下野的真正原因。

  接着蒋介石又在宣言中说:

  幸赖主义之照临、同志之用命,曾不数月,湘、鄂、赣、闽全告复,此非中正所敢贪天之功,实中央执委会付托之专,用能集中号令,团结内部,不虞牵制,以克奏斯绩也。何图包孕本之共产徒,奉鲍罗廷之发纵指示,造作种种蜚语,提出军阀、独裁等口号,冀直接打倒中正,间接打倒国民革命。而本本军之一部分同志,不悟其,竟被所惑,遂以为中正有企图军阀及个人独裁之倾向。(《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)第三十卷,页五十三)

  由此可见,他于下野前夕,已想改写历史。他说“非敢贪天之功”实把“克奏斯绩”之战功,归诸于己。其实湘、鄂之战,战功属李宗仁、唐生智,底定江南的首功是白崇禧,蒋仅具总司令之名,并无直接关系,而他亲自指挥的南昌之战与徐州一役,却是整个北伐战争中最最惨败的两次。他之下台亦即因徐州丧师的后遗症,竟以“克奏斯绩”来掩饰。此时武汉已分共,他仍以反共来转移视听。他痛骂鲍罗廷,但若非鲍助孙中山改组、若无俄援,广州革命根据地何从建立?北伐何从开始?若非中共大搞群众运动,何能四处响应,不数月而达京沪?他为了掩盖“兔死狗烹”之事实,竟反咬共一口,予其清以合理化,并以“打倒中正”与“打倒国民革命”混为一谈,且故意颠倒“打倒中正”之因果关系。至于其“个人独裁之倾向”在当时即未彰著,亦为其后来行事所证实,还不止是“倾向”而已,益见诸具体行动矣。

  他最后要求“武汉同志克期联袂迁移来宁,共同集合于南京,而谋国大政之进行”(同上,页五十六),则不得不承认武汉中央为正统,由汉迁宁,其自立之南京政府自须撤销后并入。他于发表此宣言之后,又于八月十九发电辞总司令职权。但他并非真正归隐乡里,实继续在幕后策动,并于离宁前便已安排亲信姚琮的警卫师与孙星环的宪兵团,驻守南京城,以及密令何应钦掌握其嫡系部队,其伺机再起的意图已十分明显。既再起,时局不能搞得太糜烂,否则覆巢之下无完卵。李宗仁终于八月底九月初赢得栖霞龙潭之役,击溃孙传芳意图南渡之师。但龙潭之战是险胜。若失败,南京固不守,整个江南亦难保,就可到全局溃败的地步。李宗仁指出,紧要关头偶然发现何应钦想收兵保存实力,幸及时制止。(见《李宗仁回忆录》,页三三五至三三六)何若无蒋命,何能出此?但同时蒋亦雅不时局太稳定,让汪卫迁都成功,统一权,否则将扼杀再出之身价。总之,蒋介石的如意算盘是,借下野以金蝉壳,然后见机效“哪吒闹海”于政迭起中颖而出,造成“斯人不出奈天下何”的局面,以达到集大权于一身的目标。

  蒋介石下野后,李宗仁即于一九二七年八月十六电告汪卫,请将武汉中央政府尽快迁往南京,汪于翌在国民中央政治委员会第四十七次会议上,宣称:

  迁都南京是中央四月初旬就决定了的议案,何况现在南京政府已经无人负责。据今天所收的报告,也说南京政府已经停止办公,事实上已不存在,那么我们应决定到南京去的方式。(见该次会议速记录)

  遂复电李宗仁,决定迁宁。于此可见双方议定迁都南京,表明南京方面自立的中央已经撤销,以武汉中央为惟一的国民中央,亦为宁汉由分裂而合的主要前提。汪乃于九月五率领顾孟余、徐谦、陈公博、朱培德等中央委员,乘舰抵达南京。汪一到就力述,要宁汉合作、内统一,必须召开二届四中全会,以承续武汉召开的三中全会,亦借此显明武汉中央的正统与合法。但汪到之后,发现宁方中央委员胡汉民、吴稚晖、张静江、蔡元培、李石曾等人已经避居上海,很可能受蒋之嗾使,不与汪合作筹开四中全会。汪为了表现合作精神,派谭延闿、孙科两人赴沪沟通。但为胡等所拒。汪遂偕谭、孙以及朱培德、李宗仁、李烈钧、程潜、于右任等要员联袂去上海劝驾。不意不仅胡汉民等不愿合作,而且聚集上海的极右西山会议派老国民也来搅局。盖因蒋介石于四一二上海屠共之后,即恢复西山会议派林森、邹鲁、张继等籍,密谈统一务,早已合。故沪宁沆瀣一气,刻意在法统问题上大做文章,抵制汪坚持召开的四中全会。如张静江竟声称,武汉政府并非正统政府,前所召开之三中全会乃联共会议,也属非法,故根本没有召开四中之资格,而主张重新召开三中,以衔接二届二中。且不论有违宁汉合作之前提,若以联共为非法,则孙中山联俄容共之一届即应否认,根本要重起炉灶。以张与蒋之亲密关系,此横蛮刁难之语显由蒋之授意。更可注意者,后来蒋再出夺权成功,径自召开四中全会,就不管合法不合法了。更可见张之目的,就在捣蛋,使话谈不下去,无从沟通。

  国民各方人马再于九月十一聚会,汪卫再度提出四中全会召开之必要,然续遭张静江、蔡元培、李石曾等反对,西山会议派分子更在旁鼓噪。在此情况下,原在武汉中央的孙科提出折中办法,由沪、宁、汉三方筹组中央特别委员会,暂时行使中央职权,以筹备召开三大,得到大部分人赞同(见《国民中央特别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纪录》原件),汪孤掌难鸣,只好默认,但心中极不以为然,为了不使谈判决裂,仅表示消极,遂于十三夜离开上海,前往九江,通电引退。汪之坚持召开四中全会,自有其原则立场,自谓:“中央第四次全体会议之被挫,特别委员会之产生,实为宁汉合作以后,至可痛心之事,亦本至可痛心之事也。”(汪卫《复法总支部函》)李云汉以此指责“汪兆铭反复”(见氏著《从容共到清》,页七七二),殊失公正。特委会虽于九月十五正式在南京成立,汪亦被选为国府常委之一,但由于汪之消极引退。所谓合,全无实质意义,必为野居奉化坟庄的蒋介石所窃笑自喜!

  武汉政府迁宁之后,两湖便在军事强人唐生智控制之下。唐原反对合东下夺权,自有其个人野心,乃怂恿汪成立武汉政治分会,以与特委会相抗。唐更公开宣布反对特委会,广州张发奎通电支持,国民遂又成对峙之势。南京特委会遂派孙科、伍朝枢、居正等上庐山晤汪,在同意于十一月一在南京召开二届四中全会的前提下,获致恢复中央之协议,可见汪所争主要仅此一端。然而十月二十南京特委会突下令讨伐唐生智,引发战争,四中全会又因故产,汪愤然取道回粤,反对南京特委会,准备在粤筹开四中全会。约当此时,蒋介石提早自日本返沪,于十一月十电汪,赞同召开四中全会,并请汪赴沪晤商,并参与预备会。两个多月前,蒋初下野,犹拒见汪,汪鉴此善意,遂于十一月十五偕李济深在广州启程,经港赴沪。不意又发生变故,广州于十六晚上发生事变,张发奎与黄琪翔以武力驱逐代理李济深主持粤政的黄绍竑。因而汪于十八抵沪时,即遭李宗仁、吴稚晖、蔡元培等妄加攻讦,令汪百口莫辩。吴稚晖更于十二月五联合张静江等,提案弹劾汪卫、顾孟余、陈公博。又是吴稚晖、张静江在耍把戏,能不怀疑幕后的“黑手”?在此处境下,汪乃顺水推舟,促请蒋介石复职而个人引退(阅《汪卫先生最近演说集》,页一七九),冀求稍缓攻击。然十二月十一又发生广州暴动,共产起事,组织公社,吴稚晖等再借此变本加厉指责汪卫,妄指其“酿成此次之巨变”汪虽辩解,但南京国府仍于十六决议讨伐张、黄之外,并通缉汪、陈、顾三人。事情既已发展到此一地步,汪卫不得不于当晚偕秘书曾仲鸣,怀着郁愤心情,再度登轮赴法。我们不能不怀疑,蒋介石串通特委会分子,引汪离粤,俟汪抵沪后,借故攻击,不遗余力,不容置辩,使其无法立足而被驱出国门。汪卫此次离国,与上次因中山舰事变出国,虽属“异曲”但对蒋介石而言,却是“同工”

  汪出国门后,特委会却于十二月二十八自告结束,该会除了令各地各级部,厉行清,重新登记员外(见《国民中央特别委员会第四次会议记录》一九二七年九月二十七,页六),好像是特别与汪过不去而设立的。在中枢空虚的情况下,蒋介石复出的时机已经成。一九二八年年初,复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,二月二在南京召开二届四中全会,汪坚持而做不到的,蒋于一退一进之余做成功了,攫取了国民最高权力。一时之间身边没有了汪卫的阴影,没有了共产的阴影,也没有了唐生智的阴影。在大权几乎独揽之下,四中全会任命他为中执会务委员兼组织部长和军委主席,进而通过整理各地务案,削减派系力量,基本上已集、政、军实权于一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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